Wednesday, September 30, 2009

婦運「俠女」 女書店鄭至慧病逝 -- 【林欣誼/台北報導】

婦運「俠女」 女書店鄭至慧病逝
a.. 2009-09-29
b.. 中國時報
c.. 【林欣誼/台北報導】
 台灣婦運健將、女書店創辦人之一鄭至慧,廿七日下午五點因食道癌病逝於振興醫院。她的先生、台大數學系教授張海潮與姪女等家人陪伴身旁,眾多好友對她驟然離世, 都感萬分不捨。

 她的好友學者蘇芊玲說,鄭至慧八月因胃不舒服到醫院檢查,才發現罹患食道癌第三期。「她平靜勇敢地說準備好要長期抗戰,沒想到化療才第二周,身體便無法負荷,病 情急轉直下,連她自己也沒有心理準備。」

 鄭至慧一九五○年生於台北,台大外文系畢,在尚未解嚴的八○年代,便與李元貞等人創辦「婦女新知」基金會,一九九四年與蘇芊玲等人創辦女書店、女書出版社,在女 性運動領域衝鋒陷陣。

 蘇芊玲表示,鄭至慧是許多朋友眼中的「俠女」,行事低調、話不多,但知性底下充滿溫暖,更扮演年輕後輩的人生導師,許多人愛找她傾訴、談心。她家有個專門的房間 ,招待過無數年輕人住宿,她還曾自掏腰包資助學生出國留學,「失去這麼難得的一個朋友,大家都非常難過。」

 鄭至慧除了是個行動實踐者,也是資深編輯、翻譯與創作者,曾創辦《婦女新知》雜誌、主編《女書─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》、《誠品閱讀》等刊物。她最早到湖南江永縣 作「女書」的田野調查,引發各界研究女書先聲。她著有《菜場門口遇見馬》、《她鄉女紀─閱讀女人的創作版圖》,翻譯《瓶中美人》、《內在革命》、《合肥四姐妹》 等書,剛完成的新作《好事記─女人文化年曆》,預計年底出版。

 學者邱瑞鑾曾描述,從鄭至慧的散文集《菜場門口遇見馬》中,宛如看見「一個帶刀的女人在這世界的旅途中。」而鄭至慧在書中自陳「嗜酒貪杯、愛打幾桿撞球、十一歲 不到就寫情書追男生,支持同性相戀…」也讓人驚嘆她在那個年代的突破。

 鄭至慧的眾多好友李元貞、鄭美里、朱恩伶、顧燕翎,王瑞香等正策畫編輯鄭至慧紀念文集,女書店即日起也會布置一個懷念鄭至慧的小角落,供讀者追思。


[演講札記]關於漢唐間歷史書寫中的意識形態裝置:以「開國群雄傳」和「起元」為例

關於漢唐間歷史書寫中的意識形態裝置:以「開國群雄傳」和「起元」為例
時 間:98年9月29日(星期二) 15:30-17:30
地 點:臺大歷史系會議室
主講人:徐 沖先生(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講師)
主持人:甘懷真先生(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任)
講者自述研究此題目的契機,來自之前受永田拓治先生之邀一起閱讀唐代劉知幾所著的《史通》,無意間注意到劉知幾認為與創業君主一道逐鹿中原的群雄應該「別立科條」,以與群臣相別,因而著手進行此題目的研究。希望能將史學以政治史的方式處理,認為史學是政治必須完成的一環。

講者主要透過梳理寫史者將群雄置於史書中的位置及群雄的範圍,認為兩漢還不完全形成〈開國群雄傳〉的體例,但魏晉時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些逐鹿者被置於本紀後,群臣列傳之前。講者將這種體例以「皇帝權力的正當性來源」這樣的脈絡來理解,因而認為將開國群雄置於此,象徵聖主的「驅除」之功,「驅除」在兩漢之際,本用以指東漢取代短命的新莽,指涉的對象是前代,然而在魏晉時期,驅除的對象更改為亂臣賊子。

與開國群雄傳相配合的,是「禪讓後起元」的體例。意指在曹魏代漢,西晉代魏之前,描述魏武帝曹操或西晉三祖(有為的司馬家父子)的行事時,均用當時的建安年號及曹魏年號。禪讓之後,才改用新朝代的年號紀元。講者認為這表示禪讓的意識型態有效地在運作,因而並未拋開他們臣子的身份,而且是當他們累積足夠的德行後,才開啟了禪讓的契機。

然而南北朝後期編《宋書》時的討論,表明這樣的觀念在改變。書寫者逐漸主張「禪讓前起元」,不援用前代年號,而以「齊二年」或「高祖二年」這樣的方式來代稱。與此同時,也認為所謂「開國群雄」應屬前代之事,不應納入新朝代的記事之中。講者認為這樣的變化,象徵皇帝權力起源形式的改變,時人認可透過暴力獲取的政權正當性,禪讓隨之形式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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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懷真老師認為徐冲展示了很好的操作,不過在臺灣,史學史也是政治力的操弄表現之一,算是普遍的認識。

立新學長提了一連串的問題,我印象比較深的兩個重點是,該研究提示了官修、私修史書的凡例可以是了解政治史很好的線索,未來可以繼續往這個方面去發展。此外是應該去區分《東觀漢記》及《晉書》中「載記」體例及內涵的差異。

方震華老師覺得這研究挺有意思,尤其《宋史》是一部沒什麼人好好研究的正史,值得開發。《宋史》最後有〈周三臣傳〉,位置置於所有列傳之後及外國傳之前,修史者開宗明義地說明他們不認為周三臣是宋史的一部份,但是卻希望將周三臣所表現的氣節保留下來。方老師提示〈周三臣傳〉的出現很大的原因是新、舊五代史均未收此三人的傳記,另外,也象徵處於元代的修史者對舊政權及氣節的懷想。在體例上,有人認為是沿歐陽脩的〈唐六臣傳〉。

安泰學長主要針對徐冲先生杜撰的專有名詞進行批評。簡言之,即何謂「開國」?儘管徐先生已然定義,然而在其所引的史料中,卻可以見到不在徐先生定義的脈絡中使用的「開國」一詞,因而建議可以再行斟酌。其次即何謂「群雄」?何謂「亂臣」?何謂「功臣」?都應該好好定義,才能避免讀者的疑惑,例如西晉是否有所謂的「開國群雄」?很多人心中可能會抱持著疑問。而且這些界定也會進一步影響其論點,值得考慮。

我主要的疑惑其實也已經為安泰學長所點出。「開國群雄傳」的消失,也意味著這些「群雄」被視為前代的亂臣賊子,以桓玄為例,他在《晉書》的位置便是在群臣傳後,載記之前。如果開國群雄傳有其意義脈絡,那這樣的位置歸類也應當提出相應的解釋。但與桓玄的傳記並列的卻是蘇峻、桓溫等動亂者,可是他們活躍的時代卻又不集中在朝代之末,我想大約是把擾亂正常政治秩序的一群人集合在一起。(不過我覺得這是索然無味的晉書最好看的部份之一…)這樣的佈局是不是也可以有政治史上的解釋?其實徐冲先生跳過《晉書》沒討論挺可惜的,特別是其討論事實上有下拉到唐代,然而與其討論唐代的國史與新舊《唐書》,不如先討論唐人怎麼寫《晉書》,及當時人寫的九家《晉書》之間是否存在著差異與變化。跳過《晉書》,感覺討論就會變得不完整。